张锐（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今年3月终结了持续八年的负利率并将基准利率导入正道后，日本央行再度加息的猜想声不绝于耳，只是日本央行对市场的回应始终呈现出较为保守的基调，而且实际上也推迟了加息的时间。按照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在最新一次货币政策例会后的表态，日本央行将视数据变化情况实施加息，这表明日本央行加息的方向没有改变。然而，一些关键数据尤其是通胀数据的割裂，可能令日本央行接下来对加息举棋不定。

不同于“失去的30年”中日本物价始终呈现出通缩状态，最近两年日本CPI（居民消费价格）演绎出了步步登高的新气势，直至2022年12月达到4%的同比增速峰值后开始回落，至今年5月份降至2.8%，但CPI已连续33个月同比上涨，且连续26个月超过日本央行2%的通胀控制目标；与此同时，剔除新鲜食品价格后的核心CPI增速也从2023年1月4.2%的峰值回落，至今年5月份下行至2.5%，连续第33个月同比上升，且连续26个月保持在或高于央行2%的目标。按照日本央行的测算，2024财年日本核心通胀预期值为2.8%。物价总体升幅和关键指标升速，物价上涨的持续时间和持续强度，都构成了对日本央行进一步加息的推力。

按照价格传导路径，通货膨胀分为内生性通胀与输入性通胀；按照作用动能，通货膨胀又分为需求拉上型通胀与成本推动型通胀。那么日本目前的通胀究竟属于什么类型？疫情发生后，全球供应链遭遇冲击，国际范围内正常的货物运输配给渠道被打断，而疫情之后的这两年，俄乌冲突、中东冲突等地缘政治危机连绵不断，各类大宗商品价格接续上涨，而日本自身资源本就十分贫乏，加之日元近两年大幅贬值，进口产品成本飙升，并最终必然传导至国内消费终端。因此，日本本轮通胀主要表现为输入性通胀或者成本推动型通胀，且这一局面截至目前还没有明显改观。

日本政府喜闻乐见国内通胀情势的明显改善，同时通胀的延续也代表日本已经完全走出了时间长达30年的通缩阴影。但问题是，日本政府所期待或者需要的并非输入性通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胀，而是内生性通胀与消费拉上型通胀，因为只有后者才能对经济增长形成正向关联，而前者则会产生不小的负反馈，比如抬高消费成本，压制消费预期与消费动能等。也正是如此，日本央行一直在倡导劳动力价格或者说企业服务价格—商品价格之间的循环，即通过工资上涨增大消费，以消费需求拉动商品物价上涨，而不是相反的方向。

眼下看，日本国内服务业通胀似乎露出了改善的蛛丝马迹，集中表现为，继3月份企业服务价格创下过去10年来的最快涨幅后，接下来的三个月该项目价格出现持续回升，只是需要注意的是，在3月份实现2.1%同比升幅的基础上，随后三个月的企业服务价格增幅分别为1.7%、1.6%与1.5%，边际递减趋势较为显著；而更值得警惕的是，6月份的日本服务业PMI（采购经理人指数）猛降至49.8，两年来首次跌破50荣枯线，东京银行的分析报告指出这一结果主要是因服务企业向用户转移价格上涨成本的失败而致，同时意味着后续服务业价格并不具备持续上涨的韧性。

如前所指，服务价格通胀主要由工资价格的上涨力量来支撑和驱动，质言之，如果工资上涨幅度尤其是实际工资涨幅足够承受住企业的价格转移成本，此时服务价格的上涨便具备了有效性基础，就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一直在倡导和鼓励企业提高最低小时工资以及员工总体工资水平，而且成效不错。资料显示，经过“春斗”谈判，去年日本企业的工资水平上涨3.6%，创出三十年来的最大涨幅，而今年的“春斗”谈判更令人鼓舞，相关企业员工工资再获超5%的平均涨幅，受到影响，5月份日本名义工资达到10个月来最高水平。

照常理，工资涨了，腰包鼓了，消费者理应增加消费，但问题是，我们所看到的上涨工资只是名义工资，而并非相对于通货膨胀的实际工资。去年日本劳动者平均名义工资为32.98万日元，同比上涨1.2%，但与此同时日本国内CPI同比上涨3.1%，创出41年来的新高，二者相较，实际工资下降1.9%，及至今年4月份，日本劳动者当月名义工资上涨2.1%，同期CPI上涨2.9%，最终实际工资下降0.8%，且为连续第25个月下降，持续时间为历史最长，这一结果也充分说明，截至目前日本国内工资价格与服务价格之间其实并没有生成较为显著且紧密的因果关联。

之所以出现工资价格未与服务价格匹配共振的结果，首先源于日本国内工资的上涨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结构性失衡。一方面，参与“春斗”谈判的企业都是日本工会总联合会的成员，但拥有工会的日本公司仅占21.2%，其中仅16.3%的工人加入工会，且加入日本工会总联合会的会员占工会会员人数约七成，这样，“春斗”工资谈判的红利仅能覆盖部分企业的员工；另一方面，根据日本财务省的调查数据，今年虽有63.1%的中型及中小企业提升了基本工资，数量较2023年度增加8.8个百分点，但在涨薪幅度方面，超过5%涨幅的大企业占比达到53.8%，但中小型企业则只有24.4%，而关键是中小企业占了日本企业总量八成以上的比重，其工资涨幅面积与上涨幅度的有限性，无疑拉低了全国的工资水平。

不得不指出的是，工资价格的上涨必然带动企业成本的上升，因此，为了控制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近年来日本企业大量招收非正规员工，此类员工不仅工资水平比正式员工要低，平均劳动时长也更短。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日本非正规员工就业人数为正规员工的0.52倍，2023年该比例已升至0.59倍，伴随着非正规就业录用比例的增加，其平均工作时长增速持续下降，至目前降至-0.4%，全日本员工的工资增长幅度也由此拉低。

与企业基于成本控制从而压扁了工资实际增幅的现象并行，企业利润空间尤其是中小企业利润空间的狭窄也制约了工资价格的上升水平。根据日本财务省统计，去年日本大企业的营业利润率约为5.6%，中小企业仅为1.9%，且由于市场竞争激烈，中小企业用于劳务费的支出往往更多，以反映企业人工费用占比的劳动分配率指标衡量，目前日本中小企业的劳动分配率约为79%，显著高于大企业的56%，这种情况下，中小企业都不愿意通过加薪来招聘新的员工，工资价格的增量上升力度由此受到极大抑制。另根据日本学者的最新测算，日本企业的工资减价率，即劳动力边际产品收入与工资的倍数，约在1~1.1之间，意味着企业每增加一个劳动力的所带来的边际收益大约是付出工资的1~1.1倍，即劳动力带来的边际收益和成本相比并不大，企业因此更愿意保留利润，而不是增加人力资本支出。

既然全国性名义工资的涨幅有限，加之相对于通胀的实际工资连连下降，消费自然就很难获得刺激。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日本个人消费环比下降0.7%，不仅连续4个季度呈负增长，而且也是金融危机以来最长时间的负增长，虽然接下来的4月份消费支出出现同比增长，但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依然产生了1.2%的支出环比负增幅。不仅如此，在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沉降至36.2且出现两年多来最大降幅后，日本6月家庭消费者信心指数进一步走弱，另外，目前日本居民的消费倾向比10年前还要低，也显示未来消费趋势可能更不稳定，同时也进一步说明，工资价格—服务价格—商品价格的循环机制在日本尚未形成，而只要新的通胀动能没有清晰出现，日本央行继续加息之锤就不会轻易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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